什么是社会底层呢？社会学者还是经济学者，都有各自的定义，而且这个定义非常宽泛。如果按照月收入，垃圾行业从业者的收入绝对算不上社会底层，如果从社会学角度看，他们自己都认为处于社会底层，常常和那些“收破烂”、“卖破烂”等歧视性语言联系在一起。

“社会底层”是否为自我歧视

2018年北京师范大学对北京垃圾从业者进行调查，调查报告显示60%的从业人员来自河南，尤其以河南南边信阳、固始县为主，其次是四川、安徽还有山东。作为传统的农业大省，粮食生产一直是河南主导产业，可是随着农业的收入越来越低，人们逐渐远离农业生产，在信阳、固始农村，很多土地都被抛荒。

在我们的通常印象当中，这些垃圾从业者都是老年人，其实近90%的从业者都是50岁以下的中青年人，繁重的体力劳动，很多老年人无法胜任，时常需要多人配合，才能完成。而且这些垃圾收购过程中需要多人合作，一人守在收购点，另一人游街串巷收购，这样能获得更多的收入。

虽然这些垃圾从业者生活在社会底层，但是他们对自己的现状都非常满意。与其他行业相比，他们觉得自己拥有了“自由”。相比于制造业、建筑业还有餐饮业等，他们不用上班打卡，而且还不用担心拖欠工资的情况发生，他们的收入基本上都是日结。

可是这些从业人员真的像他们说的那么自由吗？虽然他们认为自己是干多少，挣多少，想干就干，不想干、就不干。可是你会发现这些从业者往往天不亮就要出门，一直要忙到很晚，辛苦程度不亚于富士康的工人。

所谓的“自由”不过是换了伪装的“驱动机器”，看上去这些工作都是自我决策，其实他们并没有选择的权力。不管是刮风下雨，还是身体不适，他们几乎全年没有休息。因为垃圾收购利润非常微薄，为了让收入这个“大车轮”，能够顺利滚动起来，他们几乎每天都需要工作。

如果你今天没有趁早及时赶到小区前收垃圾，那么你极有可能会失去了这片小区。其他的垃圾收购者通过与小区物业，或者小区业主“搞好关系”，让你成为“局外者”，再也无法插足。

比如在调查报告当中提及，很多垃圾收购者从事着物业管理“协助者”的工作，比如奥运会期间，很多垃圾收购者戴上红袖章，维护社区的治安。有时候小区的居民会借用他们的人力车，这些垃圾收购者也借此机会与小区的居民拉近关系。

这些垃圾从业者不但要勤劳、手快，而且还要通晓人情世故。在胡嘉明、张劼颖教授《垃圾生活》一书当中，还举一个例子。一个在北京的冷水村收垃圾的图大爷，月收入能够达到3万多。冷水村后面有一座山，因为这里驻扎着部队，通常外人是不允许进入的。

按道理说，部队在这里，生活井然有序，不会有什么垃圾可捡的，可是这位图大爷和图奶奶每天上山，在这里拾柴火，也不打扰他们。时间久了，和部队的这些人就熟悉了，于是他们索性把自己的生活垃圾交给他们老两口。部队里如果有一些建筑垃圾，也会全部留给二位老人。

你看收垃圾，不仅仅需要勤劳，还需要构建自己的信任体系。所以只要在一片区域时间久了，就能够形成对特定区域的“垄断”。所以像北京等大城市，这些垃圾收购者，不敢停下来休息。因为休息就意味着你要失去这片区域的垄断权，后期收回的成本非常高昂。

 收垃圾工作好干吗

在我们外行人看来，收垃圾非常简单，可是哪些垃圾有用，每种垃圾价格是多少？从称重、材料的辨识，再到垃圾的估价，讨价还价等，这些都需要不断的学习与积累。虽然你和其他人一样勤奋，收购价格上的几分钱，有可能就拉开了收入的差距。

垃圾的分类非常复杂，我们经常拿日本举例，哪怕是一个塑料瓶，也得分成三部分：瓶盖、瓶身和最外面的包装纸，要放在不同的垃圾桶里，分别回收。废旧的衣服就更麻烦了，除了扣子、标签，还要看服装的材料，是纯棉还是化纤，得分开装。日本横滨给市民的垃圾分类手册，多达27页，518项条款，规定之细致让人匪夷所思。

如果是纸包装的酸奶等，需要清洗压扁之后再送到垃圾分类站，否则面临巨额罚款。效果怎么样呢？日本80%的垃圾都会进行焚烧。也就是说你辛辛苦苦整理的垃圾，最后进入了焚烧炉。

早年德国还要借鉴日本的经验，不过现在看，日本的垃圾分类更像行为艺术，让日本政府在百姓面前刷存在感，花费巨额费用不说，完全是吃力不讨好。美国和德国的垃圾分类早就难以为继了，很多地方不得不放弃。

捡垃圾重点不在捡，而在分拣，这些垃圾从业者，拿到大堆混合垃圾，其本身毫无价值，只有这些垃圾从业者付出大量额外劳动，亲手把这些垃圾袋拆开，分类出纸张、塑料、金属，并交付给垃圾收购站，才具有价值。

这些垃圾当中，价值最高的是旧家电。因为损坏程度不同，完全可以垃圾再利用，你看着是一个坏掉的冰箱，可能在他们眼里，只是某些零部件损坏了，更换零部件之后，这个“垃圾”就会成为宝贝。

 为什么河南人、四川人居多

在北京地区有个观念，在这些流动人群当中，一等、二等是这些浙江人、福建人，他们会开各种商店，而处于底层的是这些河南人、四川人。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群体观念呢？

通常这些从业者都会以老乡带老乡的方式，把自己的父母、亲戚等都带过来，他们往往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个家族，或者一个村的。很多从业者会形成类似于“公社”的组织，通常有由某个人集中照顾这些儿童，或者专职洗衣做饭等工作。这些从业者没时间照顾孩子，孩子放学后需要集中照料。

在这些外来从业者眼中，城市永远都充满了歧视，城市中还有生活的不如意，各种污染等。他们心目中的桃花源永远都是那个老家，老家永远是美好、干净、纯洁的。所以很多人把面子留给老家，把邋遢留给了城市。

所以我们时常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他们会省吃俭用把所有的积蓄在老家盖一栋漂亮的二层“洋楼”，然而这些漂亮的房子却常年却空置着，无人居住。只有过年的时候，才能享受这“桃花源”片刻的宁静。

通常这些从业者都要经受十几个小时的繁重劳动，而且他们还缺乏最起码的医疗保障，更不用说工伤保险了。你可以看到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人戴手套，为了分拣的时候“不碍事”，他们的双手常常伤痕累累，这是这些从业者永远的印记。

北京的这些从业者数量达到10万人以上，一个个家庭会形成一个功能全面的小区，这些在垃圾堆里成长的孩子被称为“拾荒二代”。对于他们来说，老家是陌生的，但是像北京这样的城市，他们又是无法融入的，他们拥有的只有老乡，只有庞大的家族网络。

这些从业者有时会提前回家，在院子里与亲朋好友玩纸牌，说着家乡话，聊些家乡的事情。如果是冬天，大家在垃圾堆当中捡一些木材，生一盆火，谈家长里短，也谈将来的梦想。

虽然生活在北京，他们的人脉关系依然在老家，所以他们仍然会回老家结婚、生孩子。生了孩子之后又重回北京，与这些亲戚朋友们重聚。所以这些从业者都面临同一个问题，虽然老家有装修精致的房子，但是只能用于过年的时候居住，无法常年居住。如果呆在家中，会失去大部分的人际网络。离开北京，他们的生活难以为继。

不管捡垃圾有多么挣钱，这些从业者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再从事这项职业。孩子是未来的希望，他们不想让现实的垃圾污染了孩子的未来。看到这个景象，是不是很像《长江七号》，无论眼前的生活有多么的苟且，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不灭的梦想。

垃圾从业者的价值

我们现在吃一份外卖，不到24小时，这些垃圾餐盒就会送到五环以外这些从业者手中。可以说这些垃圾从业者是城市消费与环境的守护者，城市居民享受着廉价的商品，而且免费享受着垃圾回收的服务。

根据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的统计资料，在2000年之后的十年里，金属回收再利用为中国节省了1.1亿多吨的煤炭资源，并减少了90亿吨矿产资源的开采。

可是我们的城市管理者，却喜欢用处罚、清理等方式来管理这些城市的服务者，却缺乏对这些从业者应有的保障，比如工伤、医疗等。不过我们也看到我们的政策越来越细化，越来越多人关注到这个群体，比如《关于推进北京市再生资源回收体系产业化发展试点方案的实施意见》，不再是以“堵”为主，而是设置回收点，着装规范等方式，规范垃圾收购。

其实这些从业者一直在我们身边，他和你会出现在同一个小区，同一个楼道里，他们会骑着三轮车经过你我的身边。我们知道，他们是“拾破烂的”，就不会再去劳神多看一眼，也不再关心。但其实，他们不是不存在，只是没有被我们看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