广东的黄先生通过微信转账，结果将8万元钱转进了微信昵称与表妹一样的他人账户，他去索要，对方将他拉黑。然后，他的维权就陷入“死循环”当中：他向腾讯官方求助，平台让他们“自行协商”；他报案，警方说“不构成立案条件”；他去法院，法院必须要知道对方真实的身份信息才能立案。

转错账这么一个是非明白的事，为什么无法进入法治程序呢？平台、公安、法院都有各自的道理，但让不当得利者逍遥法外，就公平了吗？已然全面落实的网络实名制，应在公民遭遇困难时发挥作用。

首先，金融平台应提供更安全的交易环境。微信转账时，只需输入对方的昵称，没有实名验证环节，很容易就转错账。而且按央行防范电信诈骗有关要求，不少银行都要提示客户在限定时间内可以申请撤销，微信转账却只能延迟，不能撤销。互联网巨头还是要担起支付安全的责任，不能以“便捷”牺牲安全性。

其次，转错账这种常发性纠纷，应该有明确解决机制，不能让各个部门“踢皮球”。

转错账属于民法上的“不当得利”，不属刑事案件，警方的确不能刑事立案；但是，警方不介入查明对方的真实身份，受害者就不能去法院起诉。对于公民的切实困难，不能用一句冷冰冰的“请通过司法诉讼解决”来搪塞敷衍，否则只会让法律失去公信力。

我国已经实现了全面网络实名制，仅仅因为转错账是“民事纠纷”，而不是刑事案件，有权核实当事人真实身份的平台、公安、法院等各方，就都不愿意提供这个“举手之劳”，有违公平原则，也有悖于设立网络实名制的初衷。事实上，在之前不少个案中，因为警方的及时介入，为不少当事人追回了错转的钱。这种“主动服务”并不是公安权力干涉民事纠纷，而是为当事人维权提供身份信息的公共服务，于法无悖。

今后，能否由公安、银行、互联网平台以及法院建立协作机制，一旦转错账，就启动通畅的真实身份核实服务，从而平衡公民的隐私权与公民诉讼权利？这在技术上并不困难。

国家的法治水平不仅体现在巍巍法典中，它还应该体现在普通老百姓在遭遇到现实生活困难时，能够得到可靠的法律帮助中。转错账的小问题，从之前银行时代到现在互联网时代，一直遭遇“踢皮球”的尴尬，成了法治的一块软肋，不能继续下去了。